《乱清》第一三零章 兄弟阋墙

    使团的正使叫做小笠原长行，乃是幕府的老中；副使有两位，一位叫栗本锄云，衔头是外国奉行，一位叫小栗忠顺，衔头是军舰奉行。

    老中是幕府的最高行政长官，辅助征夷大将军处理一切政务，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军机大臣。和军机大臣一样，老中也不止一位，常设三至四名，地位最高的叫大老，犹如中国的军机领班。不过，大老不是常设职位，安政七年，即1860年，樱田门之变中，大老井伊直弼被刺死，之后幕府就没有再任命大老了。

    外国奉行即相当于外交部长，军舰奉行即相当于海军部长。

    使团带来了幕府正式请求中国出兵助剿的国书，以及天皇准许幕府向中国提出这个请求的敕许；幕府指授使团签署抵押借款协议的授权书，还有德川家茂写给关卓凡个人的亲笔信。

    按照日本的幕藩体制，天皇是不可以直接和外界当然也包括外国打交道的，什么话都得幕府和外面去说，签了协议，再跑到京都去请天皇敕许。

    乍一看，这个幕藩体制，和近现代国家的君主立宪颇有相似之处：幕府是政府，天皇是国家元首，虚君，敕许——就是签个字，不过是履行通过法案的最后程序。

    但实际上，两者根本不是一码事。

    近现代国家的君主立宪，君主和政府是二而为一的。政治体制是一元的。签署法案是君主的法定义务；但幕藩体制是一种纯粹的二元政治结构。在法理上，天皇和幕府，京都和江户，是相互独立的，签署法案并不是天皇的法定义务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法案没有天皇的签署也照样可以推行；只是有了天皇的签署，这个法案理论上才具有完整的效力。

    而天皇肯不肯签署这个法案，即是说天皇听不听幕府的话。完全取决于幕府的势力是否足够强大。

    这个是否足够强大，不是相对于天皇而言，公家——即天皇和他周围的贵族公卿，是没有自己的武装的，就是说，公家势力的绝对值，几百年来都是不变的。

    幕府的势力消长，是相对于幕藩体制中的藩，即大名们而言的。

    江户时代的早期，幕府对大名占有压倒性优势。天皇就很乖，将军说啥就是说。完全是个橡皮图章。江户后期，幕府逐渐走弱，特别是进入十九世纪以来，幕府财政愈来愈困难，掌控天下愈来愈力不从心。相反，雄藩们，特别是几个外样大名，如长州藩萨摩藩土佐藩，却愈来愈强大，此消彼长，天皇开始不听话了。

    究其竟，不过是对于天皇来说，外边有了强援，可以拿来平衡幕府的势力；对于雄藩来说，可以挟天子而向幕府要求更多的权利。

    比如，贝里黑船来航后，永嘉七年，即1854年，日本和美国签的《日米和亲条约，也即《神奈川条约，根本就没经过什么天皇敕许；但到了安政五年，即1858年，要签《日米修好通商条约的时候，众议汹汹，幕府觉得自己一家子吃不住劲儿，就跑去找天皇签字。

    没想到孝明天皇闹起了别扭，死活就是不肯签。最后幕府没法子，时任大老的井伊直弼，在没有天皇敕许的情况下，硬是和美国人签了约。结果舆论哗然，政敌借此群起攻之。井伊直弼乃兴起安政大狱，大肆打压反对派，也因此种下了日后樱田门之变被刺杀的肇因。

    所以，这个天皇敕许，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。特别是第二次长州征伐，和第一次征伐长州颇有不同。第一次征伐长州，是因为长州藩进攻皇宫，地道的乱臣贼子，幕府讨之，师出有名；这一次颇有人以为师出无名，不能算是义师，更何况还要向外国借兵？那不成了里通外国了吗？

    但正因为如此，才更要拿到这个敕许。今时不同往日，如果没有这个东东，长州藩更可高呼：幕府才是乱臣贼子！

    看幕府的国书，言辞恳切，但谦而不卑。里边自称日本为小国，而称中国为大国。关卓凡微微一笑，心说这个言下之意，是中日只有大小之分，没有上下之别，日本不是中国的藩属，两个国家是平等的。

    再看德川家茂的亲笔信，自称弟，极美关卓凡之功勋，表示要和贝子同心协力，奠定两国兄弟邦谊万世不易之基。

    关卓凡想，是大国小国还是上国下国，是哥哥弟弟还是老子儿子，咱们打完了仗再说吧。

    接见日本使团之前，关卓凡先听取了徐四霖的汇报。

    徐四霖从日本一路陪着使团过来，海路反复，风波出没，人是更黑也更精悍了。

    我和使团启程的时候，德川家茂已经到了大阪，建立了将军行辕，开始筹备征长事宜。德川庆喜则到了京都，出任‘禁里御守卫总督’，负责掌握上方情势。可以说，现在的幕府，已经从江户搬到了畿内了。

    京都及附近地区称为畿内，大阪也在这个范围内。江户距长州藩较远，畿内则近得多，而且大阪是海港，从大阪出发，可以水陆并进，直逼长州。

    所谓上方，指的是天皇之所在，就是京都了。

    关卓凡微微一笑：全力以赴啊。

    徐四霖也笑了笑，说道：是。不仅如此，在此之前，幕府发布将军敕令，要各藩‘清理内贼’，很是杀了些人。

    这个内贼，指的当然是尊王攘夷一派。

    说来吊诡，剑指幕府，原时空最终陷幕府于灭顶之灾的尊王攘夷运动，始作俑者，是德川家自己的人。

    日本最早的尊王攘夷风潮，兴于幕府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，幕后的推手，就是藩主德川齐昭。

    这个德川齐昭，就是德川庆喜的老爸。

    前文说过，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的继任人选上，有拥立德川家茂的南纪派，和拥立德川庆喜的一桥派，最终南纪派胜出，德川家茂继位为十四代将军。家茂上台后，一桥派颇受打压，包括领袖德川齐昭德川庆喜父子本人。

    所以，水户藩玩尊王攘夷，根本目的是以此削弱南纪派的势力，是出于德川家内部权力斗争的需要，既非对天皇有啥特别感情，也非因为他们特别讨厌洋人。

    敌人支持的，我们就要反对；敌人反对的，我们就要支持。这就是日本尊王攘夷的最初由来。

    上面提到的幕府大老井伊直弼，就是南纪派的干将。《日米修好通商条约签署后，率先向他发难的，正是德川齐昭为首的一桥派。井伊直弼大兴安政大狱，主要打击目标，也正是这一班人。

    而樱田门之变中刺杀井伊直弼的，是水户藩的脱藩浪人。

    兄弟阋墙而外侮生，水户藩没想到，尊王攘夷这把火烧掉的，是整个德川家，自然也包括水户藩自己。

    不需要等到伏见鸟羽之战，现在这把火就要烧向水户藩了。

    尊王攘夷这个把戏玩到后来，水户藩的尊攘派过于投入，已经忘了本藩尊攘的初衷是什么了，真心实意地尊王攘夷起来。而这个时候，德川庆喜德川家茂哥俩早已达成和解，德川庆喜已经成了幕府的实际话事人——这种情形下，你们还闹，可不是拆主子的台吗？